摘要

就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学研究逐渐走向本土化的理论自觉。其本土自觉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大致有三种取向：一是理解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而这又聚焦在政府间的关系层面；二是探究国家、官僚体制、民众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关注国家在社会领域推进的技术治理。学者们以《社会》、《开放时代》、组织社会学工作坊为平台展开了良性的对话，由此带动了国家治理的研究与拓展。譬如，就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而论，周雪光认为中国政治体制面临着“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深刻矛盾，而这一矛盾不可调和，只能在动态中取得短期的平衡。他由此追根溯源，从“黄宗羲定律”入手，解析了帝国治理的逻辑，并将其概括为“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等相互嵌入的关系，以此来把握集权与分权的内在逻辑。不同于此，周黎安则提出一个理解政府间关系的理想型概念：行政发包制，即在一个统一的权威之下，行政组织内部的上级和下级之间嵌入了发包的关系。他认为“行政发包制适合概括政府间关系与政府治理模式的长期稳定而鲜明的特征”。很明显，上述理论解释难以避免国家治理目标在“效率与安全”上面临的矛盾，而它们倾向于认为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是在降低行政成本、优化行政效率。此外，在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方面，曹正汉着眼于“统治风险”的控制角度提出了“中央治官、地方治民”的上下分治模型。该模型认为，为了应对来自民众的统治风险，中央政府主要利用地方政府来分散治民、以分散控制来化解统治风险。不同于此，周雪光从“官僚体制与国家权力”关系的问题意识出发，考察了中国国家支配方式及其合法性基础的历史演变，在此基础上揭露了中国官僚体制在其中的位置关系；并在此一理论逻辑下分析了国家权力、官僚体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与内在张力。值得注意的是，曹正汉系统比较了上述三种理论模型，认为他们发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是兵民能否分治隐含着不同假定；二是关于统治风险的来源的假定不同，三者的首要分歧是对地方分权的原因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不过，这些研究工作主要还停留在“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这一范畴内，并且在国家治理目标的假设上也都含有“非此即彼”的偏向。因此近期的国家治理研究也进入了一个瓶颈期。

关键词

作者

莫太齐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邮箱：79160316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