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我国高等院校学生的“通识”，“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知识无疑是重点，也是难点。对应于自身文化特点的认识和“全球化”趋势的需要，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在知识结构上存在严重的欠缺，甚至难以应对日韩等国高校生关于“中国文化”的质询（对此笔者进行了多次调研）。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又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其丰富的内容包含着许多非实证性的因素（比如“天人合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体验性的观念），这也造成了讲授“中国文化”在内容和方法上的抉择难度。 长期以来，“文化”中的“文学”是中国文学教育的主流模式。王国维有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序》）这是继承了前人的观点，如“汉文、唐诗、宋性理、元词曲”（明代曹安《谰言长语》）。如“后三百篇而有楚之骚也，后骚而有汉之五言也，后五言而有唐之律也，后律而有宋之词也，后词而有元之曲也。代擅其至也，亦代相降也，至曲而降斯极矣”（明代王骥德《古杂剧序》）。如“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明代王思任《王季重十种·杂序》）。如“楚骚、汉赋、魏晋六朝五言、唐律、宋词、元曲、明人八股，都是一代之所胜”（清代焦循《易余录》卷十五）。类似之言很多，直接启发了王国维。这样的观念，延续了中国自先秦已降“知人论世”（孟子）的文学诠释原则，即时代文化对文学活动的决定作用，也奠定了中国教育（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中的文学教学由“时代背景”讲解“艺术特点”的传统模式。再加上长期流行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简单化认识，使这一观念更为固化而僵化。文学与文化的实际性质、发展变化及二者的关系证明，这样的原则和模式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不但会导致庸俗社会学的文学解读，而且会使中国文化的“诗性”特点难以得到应有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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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南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