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南方丝绸之路重构的不断推进，云南对外开放的力度和步伐越来越大，在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中，需要回族文化和回族穆斯林的积极配合和参与，广大的回族穆斯林要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机遇，抓住时机，发挥自己的优势，主动参与，开拓进取，不断创新与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和重构新南方丝绸之路做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最后，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对外开放的民族文化交流中，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和西方强势文化为主流文化的语境中，我们一方面既坚守原则，坚定信念，保持自己的信仰和文化特色，增强和发扬文化自觉、文化自醒、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和不卑不亢的意识和精神，注意防范和坚决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的渗透，严厉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又要处理好与邻国民族的关系，开展正常的民族文化交流，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一个和平、正常、有序的对外交往环境。另一方面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潮流的冲击和各种文化思潮的迅速崛起与发展，要想保持自己的文化，就必须有自己独到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文化特色，做大做强自己的文化，走特色文化之路；在文化政策和文化取向上要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以宽广的胸怀去面对和接纳一切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优秀文化，不断改良、提升、丰富和完善回族文化，夯实回族文化基础，拓展回族文化发展空间，进行回族文化再生产，提高回族文化竞争力，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南方丝绸之路重构提供文化软实力及智力支持。

其三，要学习和发扬回族先辈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使回族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中不畏艰险，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回族地区经济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要实事求是、客观地认识分析国情、省情和民情，扬长避短，发挥地方优势和民族特色，充分利用云南地处边疆、与东南亚诸国接壤、边境线长、自然资源及人文资源丰富、民族众多、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丰富多样的有利条件，特别是云南回族穆斯林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地区穆斯林的天然联系和传统优势，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大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力度。进一步保持并发展同东南亚、南亚国家睦邻友好的传统友谊，发挥旅居海外的云南籍回族穆斯林，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华侨、华裔以及侨乡的资源优势和作用，扩大招商引资，增进和加强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及其他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友好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全面深化合作。在当下“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和把云南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战略实施中，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和郑和精神就更有其重要价值和特殊意义。郑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进取精神”、“与时俱进、开放创新的意识”和“积极、主动、自觉的文化外交策略”为我们今天改革开放、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郑和当年下西洋经过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就是今天“一带一路”建设沿线的国家和地区，也是云南对外开放必须面对和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当年郑和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明让西洋诸国折服，今天，我们同样能在传承、弘扬和发展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用在中华文化沃土上发展并升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去影响世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当下，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中，包括民族文化交流和宗教文化交流在内的人文交流是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和重构南方丝绸之路需要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重构南方丝绸之路的保证。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多，覆盖面积广，涉及人口多，经济总量大，民族众多，宗教形态多样，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多元。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若干国家的政治动荡和跨国界的民族、宗教、教派冲突，将对未来全球秩序和大国关系造成严重冲击，也必将对中国在该地区迅速拓展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造成严重冲击”。在海上丝绸之路方面，也存在着由民族、宗教纷争而引发的各种冲突，国际恐怖组织及势力在东南亚一带活动日趋活跃，加之“东突”势力与中亚、中东等地区的极端宗教组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国际反恐合作中的宗教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凸显。同时，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大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近些年来，美国、日本等国实施了力图主导该地区事务的战略举措。特别是美国推行的“重返亚太战略”“丝绸之路战略”“新丝绸之路战略”，以及日本开展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等一系列战略政策，企图将日美同盟的干预范围扩大至南海，以达到遏制中国、围堵和打压中国发展的目的。因此，“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历史上，云南回族曾出现过享誉国内外的杰出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航海家，以及伊斯兰教著名经师。如元代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经学大师马注、马复初、马联元等，以及现代著名学者马坚、纳忠、纳训、林松等，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领域，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为中华文明和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和积累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推动、促进了云南乃至全国和世界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

回族人郑和（13711435）

自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及东南亚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倡议之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建设正式成为国家重要的倡议以来，丝绸之路意识和丝绸之路经济已为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所接受，“一带一路”倡议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其意义已为国际社会所重视，许多国家已将本国的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倡议有效对接。据悉，目前已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亚投行筹建工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丝路基金已经顺利启动，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已经在稳步推进。与此同时，国内学界也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面对“一带一路”进行了研究。而结合特定的地缘和具体的民族文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价值与作用进行研究就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衣铺的公所）、集云会馆（旧式银号的公所）等。在清代，这样的会馆或公所也经常设置于商人同业组织或同乡团体所设立的道观或寺庙之中。第三，指临时被官方利用办理公务的道观、寺庙等宗教场所。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外官员为了交涉和约等事宜，经常临时利用寺庙作为议约、缔约场所，如城南海光寺公所、城隍庙公所、东岳庙公所；另外，清季，西方传教士依据条约得以公开传教后，教堂及其附属机构也被称为公所而见于官方档案之中，如“各处天主堂、学堂、药材房、育婴堂等公所”等。

化角度研究靖国神社问题，涉及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领域，需要收集多个领域的资料和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有效运用，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则是明确和界定概念，否则就难以做到立论有据、结论合理。为此作者依据神社设施和四季祭祀等大量资料以及日本人神信仰延续与嬗变的系谱，对日本“人神”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日本的“人神”信仰不仅包括“御灵”信仰和“伟人”信仰，还包括“祖灵”、“忠臣”和“英灵”信仰，靖国神社将“为国捐躯”者祭奉为“英灵”，集中体现了日本近代“英灵”信仰之特质，但却违背了“人死后都会无区别地融入祖灵”之日本传统祖灵信仰。正是由于作者明确了上述概念，所以才能提出“靖国神社既有可能成为军国主义的还魂器，也有可能成为军国主义的封印器”之观点和结论。这种观点我是首次看到，大有耳目一新之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