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就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而言，自汉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儒、道、佛三家的交融互补为基本内容。“儒家主动适应小农社会的特征使其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与政权的联姻及制度化设计更促成了自身的显性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使儒家思想成为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习惯意识，这就决定了儒家正统地位的不可动摇性。就儒家而言，其思想与道家思想同属于以“心”为本的“内在超越”型文化。“内圣之学”是经国济世、推己及人，由家庭而延伸至社会，是“外王”的、“入世”的。其“外王”的源头却在内心，价值源头是仁、义、礼、智、信诸端的善心，只有返身内求方可得到。因此，儒家思想本身包含“经国安邦”的入世成分和“融通佛道”的出世成分。“儒士之由入世间而出世间，并非从入世的文化进入出世间的文化，而是儒学本身出世间成分的扩充的延续。”儒道融合，实质上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继续。“内圣之学”为儒者打开入世之门，又为儒者打开出世大门，为儒士遁入道门铺平道路。而道家思想，其既追求打破所处制度的约束，但又害怕随之而来的新社会，对新社会的发展潮流不敢轻易接受，最后只好遁入对自然的原始社会的憧憬，对自然世界的向往。尽管道家思想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满足人们需求，却也有因为纵弛而来的增加风俗败坏的一面，有不适合和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的地方，也并不特别突出统治者的特殊地位，不适合作为统治者的治国首选。在道家思想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道教却是土生土长，具有诸多优势，佛教是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自然面临以儒、道为主的中国本土文化的拒斥。因而，在三者的排序上，自然就形成了儒、道、释的顺序。三者之中，儒学是主干，道、释是辅助。道家是儒家的主要对立面，同时又是各家的主要补益者，与儒家相表里，相始终；佛教和道教是儒家在一定阶段和某些领域中的辅翼者与竞争对手。由于在价值取向、思想内核上的差异，三者不可避免地要相互攻击对方的缺陷，同时，又在相互攻击中汲取对方对自身有利的因素来调整、充实及完善自己。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儒道释合流”的现象。儒家主张“和而不同”（孔子），“殊途同归”（《周易大传》），道家主张“容乃公”（老子）、“百家众技皆有所长”（庄子），在信仰上都颇为宽厚。由此之故，汉以后儒道合流未受大阻；汉末魏晋以后儒释道合流更成风气；南北朝时期三教兼修之风更盛；唐代三教并重，士大夫纷起响应，或兼修儒佛，或俱信佛老，僧人亦同此风；五代以后，三教合一，有儒家理学、道教全真、佛教禅宗等融汇三家教旨的新派系出现；宋元之间，教派合流多体现在教理教义；明清以来三教则更是难以骤分。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说，中国社会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一方面固然有赖于儒家对纲常名教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得益于道家对社会矛盾的调节而使得社会机体有较大的弹性和韧性，再加上佛教和道教的调节作用，三者的冲突与融合，使人们有多种选择的人生之路，从而减少社会的大震荡、大毁坏。

关键词

作者

刘延刚 ，1965年3月生于四川名山。博士，绵阳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道教和易学。在《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中州学刊》《四川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出版有《陈撄宁与道教文化的现代转型》《笔政鸿爪》《四川袍哥史稿》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