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代市民社会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其时代背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阐述：一个是宏观国际背景，再一个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变化。 关于宏观国际背景，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80年代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变化，使社会主义不再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构成实质性的强大威胁，伴随着福利国家危机话语的肆意蔓延，进而形成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激烈批判和再度思考，甚至试图重新塑造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1973年和1979年爆发的两次石油涨价，不仅导致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衰退，甚至还扼杀了刚刚开始的复苏势头。在福利国家危机话语的蔓延之下，不少国家削减了社会福利服务项目的支出，进而导致了贫困率的上升，以及相关的贫困和剥削等严重社会问题。在一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还“激起了广泛的政治愤慨；选民们越来越相信：不断下降的生活水平、极高的失业率和较高的通货膨胀是由高税率、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以及过于慷慨的福利体制造成的，这些行为抑制了经济的活力”。但是，“尽管新自由主义者常常提倡自由放任学说，但是并不‘自由’，它主张国家利用其强制权力来解除对经济的管制，将资产私有化，减轻富人的税负，减少社会服务，积极推动经济以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市场化”。然而，深受其影响但又无力在商业市场上筹措贷款的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只得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寻求经济援助，而获得援助所附加的限制性政策就是采取经济自由化或者实施“结构调整”规划，即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负责掌握受援国的经济政策制定权。这样，他们“撤销了经济计划机构，废除了不利于商业团体的政府管制，让政府降低税费，大幅削减公共支出”，取消了公共服务工作岗位，“把补贴转向食品和其他商品，废除土地改革以及再分配政策，削减农村发展和非正式部门的投资政策，使国有工业和政府所有的公共事业民营化；同时，还鼓励学校、诊所、医院以及其他社会服务设施民营化，在不能实施民营化的领域，如卫生保健和其他社会服务，则实行收费制”（哈尔、梅志里，2006：105-107）。但是，结构调整所加在负债国头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引起的其实是一系列的不良反应，而非经济社会状况的积极好转，在一些低收入的非洲和亚洲国家，不仅靠榨取农业生产利润来偿还金融债务；同时，政府缩减投资、补贴和社会服务项目还导致了绝对贫困率上升，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多，社会冲突不断增加，人民群众遭受苦难。而且，结构调整的遗毒还在不少地区依然故我地继续（哈尔、梅志里，2006：107-108）。

关键词

作者

钱宁 ，西华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美川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系副主任、讲师。
吕付华 ，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后。
娄世桥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导师，社会工作本科专业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