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代社会学家中，如果说卢曼是“德国的帕森斯”，那么亚历山大则毫无疑问是帕森斯理论遗产在美国的第一继承人（Mouzelis，1999），而且，相比卢曼彻底抛弃帕森斯的行动理论转而拥抱系统理论，亚历山大则更全面、多维度（multidimensionality）地维护和重构了帕森斯的理论成果，从而也在批判和重构帕森斯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功能主义”研究范式。 因之，对于亚历山大而言，认真检讨帕森斯理论建构的成就与失误就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不过，这首先需要从20世纪70年代的方法论之争这一根本性问题入手。这一时期，帕森斯宏观社会学理论遭到了来自各种微观取向的社会学理论（例如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等）与经验研究（如默顿提出的中程理论研究）的猛烈抨击。这些抨击大多视帕森斯为唯理论研究倾向的典型代表，指责他所建立的宏观概念体系过于抽象、空洞，批评“宏大理论家们实际上是在构造一个概念王国，这个概念王国排除了人类社会的许多结构性方面，排除了被人们长期以来正确认识为理解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方面”（米尔斯，2001：37），并宣称“社会学或许还不到出现爱因斯坦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普勒，更不要说还得有牛顿、拉普拉斯、吉布斯、麦克斯维尔和普朗克”（默顿，1990：65）。一时间，社会学学科内部对于一般性理论在研究中的作用与地位充满了疑虑，社会学到底还需不需要一般性理论成了每个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关键词

作者

钱宁 ，西华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美川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系副主任、讲师。
吕付华 ，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后。
娄世桥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导师，社会工作本科专业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