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方文明带来巨大的冲击，至少在学术思想层面，诸如“西方的没落”“现代性的危机”或“西方文明的危机”这类反思层出不穷。从这些反思当中，如果说可以辨识出某个核心焦点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当属对政治理性的思考。巴里等人认为，当代西方的政治理性面临种种不确定性，可谓深陷困境。国家社会主义的寿终正寝，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民主、自由市场的个人主义的胜利，相反，各种不同的政治学说、政治规划变动不居，已经很难用传统术语加以澄清。在对个体和社区赋权（empowering）的名目下，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党派，都主张把福利、安全从国家控制、国家供给中剥离出来。社群主义复兴的同时，强调个人责任并批判全能国家，在政治光谱的各个部分，都能找到信奉者。公民权利运动要求政治、司法权利，但是这些权利绝非抽象，而是落实到个人技能、能力的层面。此外，生态或环境政治、女权主义等运动，都对既往政治权威和政治理性提出了挑战。如果能够用一样事物把这些不同的政治思考统一的话，那就是它们都试图追求“超越国家”的政治形式，追求一种生命、伦理的政治，同时强调动员（mobilization）这一关键的政治价值以及对个人能力、行为的塑造（Barry，Osborne ＆ Rose，1996）。

关键词

作者

钱宁 ，西华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美川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系副主任、讲师。
吕付华 ，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后。
娄世桥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导师，社会工作本科专业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