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社会体系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更大体系中的一部分。后者包含不同规模上（包括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全球范围也包括在内。然而，内部关系的密度有所区分，可以将它们作为大单元下单独的子系统来对待。对这些子系统的研究，除了从它们之间的互动介入，也可以把它们当成是单独的个案，对它们进行互相比较。本章以两种方式看待若干帝国的历史资料：作为具有内在统治逻辑的单独个案，以及作为历史上相互关联的实体——帝国从其前身中取得统治模式。 本章以印度北部的莫卧儿帝国及其中亚的前身和样板为出发点，考察帝国各构成部分中共同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关联。另外的个案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在苏丹的英国人。这些个案在历史上是彼此关联的。英国人是莫卧儿帝国族群多样性的一部分，起初是作为莫卧儿帝国的代理人；后来，他们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及其埃及分支如法炮制，使自己成为领导角色。不过，本章的焦点并非它们的历史关联，而是要对其进行类型比较。作为本章研究对象的这些帝国，它们反复出现的特征包括：其一，在统治精英层成员中抹平族群上的差异，也就是说，领导层的聚合，其手段经常是个人的同化；其二，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异、被统治者人口中的族群差异得以保持，甚至使之形式化和工具化。维护差异与那句著名的“分而治之”的口号有着共鸣，赫希特的“统治者更愿意采取分化其臣民的方式来治理文化上异质的地区”（Hechter，2013：6），这一说法是正确的。然而，族群和宗教的差异性在帝国中的角色远不止于分化其臣民，以便减少他们可能带给统治者的威胁。如果给古老的现象以一个非常新的、某种后现代的名称的话，那么许多历史上的帝国都是非常文化主义式的。他们对待不同的族群和宗教身份认同，干脆泰然处之。他们将文化天然化，他们坚守被费伊萨称为“主位的原生主义”（emic primordialism）的做法（Feyissa，2011）。许多帝国里的族群差异是社会性劳动分工的基础，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有着如此复杂的形式，很难说有单一线条的等级阶序，至少人人都认可的等级节序不存在。本章的目的在于开启比较视野并提出问题，并不企图对任何个案下定论。

关键词

作者

李峻石（Günther Schlee）